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能遇上哪些阻力？

千呼万唤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终于出台，规划纲要作为顶层设计，在大方向上虽已明确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宏观目标，但有关建设的具体政策措施，还须由中国国务院各部委与粤港澳三地政府再行磋商之后，才逐步推出。

在大湾区建设具体政策措施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背景之下，调研组近日通过在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和粤港澳三地的实地调研之后，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过程中，很可能会面对一些其它湾区、地区过去曾经遭遇的类似的阻力，如果未能有效清除，很可能严重影响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进程。

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提出的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加强大湾区产学研深度融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等的目标，调研组在上一份调研报告中已披露并详细解读，该调研报告并指出，粤港澳大湾区要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至少需要面临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部分城市缺乏发展科技创新产业的土壤、大湾区内部利益难统一和重复建设严重等三大挑战。

（《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有何挑战？》 ）

调研组新的调研报告，则将重点从宏观层面，提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过程中容易被外界忽略，但又真实存在，且须努力克服的六大阻力。调研组认为，如何消除这些阻力，让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过程更加顺畅，深值中国中央政府、国务院各部委、粤港澳三地政府、以及关心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各界人士思考。

阻力之一，粤港澳大湾区传统行业的利益若未能兼顾，或将引发反弹。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大篇幅描绘先进、高端制造业、新兴产业、科创企业未来的发展前景，但对传统行业的未来发展则仅寥寥数语。但是，调研组通过福布斯最近公布的富豪排行榜单，发现粤港澳大湾区占据前面位置的多数还是传统行业的代表，而旧金山湾区则恰恰相反。（如图）

粤港澳大湾区这些传统行业的代表，凭借他们的旧有的商业模式已能获得稳定利润, 是否还会大举投入高风险的新兴企业？调研组翻查这些传统行业的年度业绩报告发现，他们纵使参与也仅是小打小闹性质，与主业根本无法同日而言，更不用说，投资创科企业因回报时间更长、风险更高，并非是这些传统行业所长，毕竟，隔行如隔山，智慧可以传承，但成功不可复制。传统行业所长的房地产、博彩、酒店、家电等，又非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主要目标。因此，这些传统行业所掌握的庞大资金和资源，未来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愿有多大，依然成疑。

更为重要的是，粤港澳大湾区以发展科技创新为主要目标之一，这将改变大湾区商业发展的游戏规则，或已影响了在现有体制下的传统行业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就可能遭致反击。一个最显而易见的例子，阿里巴巴曾经在2014年申请回港交所上市，但最终未获成功，一方面固然是以香港当时的“同股同权”上市规则相悖有关，另一方面则是来自香港的传统利益产业、社会舆论的压力。原因无它，由于阿里巴巴的网购业务已经对一些中国内地、香港两地的开发商所经营的商场，以及传统行业带来了非常大的冲击。所谓在商言商，商场如战场，传统行业的商业自然会利用各类舆论攻势和潜规则，对竞争对手阿里巴巴大加鞭鞑，并对香港相关机构施压了很大的压力，最后阿里巴巴只好远走美国上市。

就算幸运如小米，在港交所改变上市的游戏规则、热烈拥抱新经济之后，以及利益共同体如科技媒体、一级市场投资人的百般呵护、无尽赞美下，最终成功在香港上市，但估值却由最初的2000亿美元大幅下调到最后的500亿美元。“贱卖”的原因当然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不能不说是市场定价权掌握在传统投资者手上，科技新贵面对二级市场的传统势力并没有多少办法，毕竟市场认为值多少钱，新科新贵才能值多少钱。双方实力并不在同一个力量级别上，科技新贵在估值问题上受“欺凌”也是无可奈何的。

因此，如果简单认为，只要通过粤港澳大湾区规划，推动新兴产业、创新科技产业发展，就能促使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创新产业与传统行业并驾齐驱，甚至超过传统行业。调研组认为，这种想法是美好的，但实施起来有些困难。

同时我们必须看到，创新并非只是“崇拜新奇”(Fetishism of Novelty)，发明出全新的产品，无论是改良产品设计、使之更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创新”，还是改善生产流程、物流体系的“流程创新”都有可能推动传统行业的革新和发展。何况，传统行业通过新技术进一步发展，是有能力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的。历史上，蒸汽机技术出现之后，利用蒸汽机技术的交通、制造企业脱胎换骨，而非发明蒸汽机技术的专家和企业胜出。又例如，60年前，沃尔玛发射私人卫星，利用卫星科技为配送中心提供技术支持，成就了全球最大的连锁零售企业之路。当今，作为全球最大的在线零售商，亚马逊通过云计算资源搭建大数据架构，不但抢夺了沃尔玛的市场，而且从全球云计算市场看，亚马逊AWS已独占全球50%以上的市场份额，微软Azure、谷歌GCP、IBM的Softlayer，这三家的全球市场份额总和也不如亚马逊AWS。

调研组在调研中发现，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并不缺乏此类New Money和Old Money和谐共处，共同为湾区建设的案例，当然，调研组也发现了失败的案例，例如在美国东部的费城，大约40年前也曾希望模仿旧金山湾区的发展模式，但由于费城的Old Money如经营化妆品公司的Perelman家族、全球著名的食品品牌金汤宝公司（Campbell Soup Co.）最大的股东Mary Alice Dorrance Malone家族，还有家族从事烟草业已经100多年历史的John Middleton等，在当地太过根深蒂固，导致该地的新兴科技企业直到如今还不成气候。

对此，调研组建议中国国务院各部委与粤港澳三地政府，在制定相关具体政策措施前，不妨借鉴外国湾区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多考虑如何平衡各方的利益，避免引发大湾区内的New Money与Old Money的针锋相对，拖慢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步伐。

阻力之二，粤港澳大湾区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对粤港澳三地政府的管治能力提出新要求。

调研组大部分成员对粤港澳三地非常熟悉，甚至是在这三地土生土长，既熟悉广东情况，也十分熟悉港澳现状。可以看到，粤港澳三地政府在推进粤港澳大湾区规划进程中，将会面对不少管治上的新挑战。

以香港特区为例，早在港英时期，英资财团汇丰、怡和和太古等不但掌控了香港的经济命脉，而且对港英政府有重大的影响力，港英政府也全力维护英资财团的利益和英国在香港的利益。香港1997年回归之后，特区政府掌握的核心资源仍然不够多，既没有掌控核心产业，也不拥有影响香港经济命脉的大企业，因此，香港特区政府主导新型产业发展的能力，尤其是直接投资促进科技产业发展，以及经济增长的能力并不足够。同样，澳门经济命脉也不掌握在澳门特区政府手中。

由于未来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产业集群的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对港澳特区政府的管治能力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需要港澳特区政府不能仅有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能力，还须有主导某些市场行为的能力，尤其重要的是主导新兴产业关键领域、关键产业发展的能力。未来如何改进这些能力，值得港澳两地政府思考。

在广东珠三角九个城市的地方政府方面，相对于港澳特区政府，珠三角九市政府的行政力量无疑非常强大，不仅可以主导经济发展方向，还可以政策倾斜一些需要扶持的科创产业。但是，如何把握好政策倾斜的力度，平衡好传统产业和科创企业的发展，如何更加适度有为，则非常考验珠三角九市政府的能力，也关系到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进程。

根据广东税收最新数据显示，制造业、房地产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仍是广东四大税收主力，占税收总量约80%，其中，制造业税收收入占税收总量约34%，稳居各行业榜首，广东高技术制造业的税收收入，则仅占税收总量约7%。

在就业数据方面，也出现类似的情况。近年来珠三角地区新经济快速发展，大量的就业人员从第二产业的制造业转向了物流配送等第三产业，第三产业所增加的用工需求，已超过第二产业减少的部分。何况，即使在第二产业中，根据去年上半年的数据显示，广东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等三大支柱行业就业人员占规模以上制造业就业人员比重为约42%，而高新技术制造业就业人员占规模以上制造业就业人员比重为30%。

所谓数据会说话，广东依然是以制造业立省。传统行业主导、贡献了广东，尤其是珠三角地区的大部分税收、就业市场和经济发展，如果珠三角九市政府不能把握好政策倾斜力度，令传统行业利益受损或者被迫让位给科技创新产业，导致撤资转投它国/地，或者减少对珠三角的投资，那么，高新科技产业、科技创新产业能否有能力支撑起珠三角九市的税收、就业市场和经济发展？答案值得深思的。

阻力之三，大湾区的银行、金融机构暂时较难解决初创企业融资难问题，或将减慢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进程。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更是初创企业的血液，如何有效地通过金融手段支持创业也是大湾区的挑战之一，尤其是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在科技创新中并未发挥出明显作用。尽管初创企业遭遇“资本寒冬”的实质，并不是缺乏资金，但是，在现行体制下，大湾区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对贷款给初创企业是爱莫能助。

初创企业因为其“轻资产”的特性，通常很难给银行、金融机构提供抵押并获得用以发展的贷款，往往需要依靠稀释股份去获得融资。但股权被稀释过多，则有可能让初创企业过早失去未来扩大规模的重要倚靠。

那么，这种两难局面要如何打破呢？调研组建议，粤港澳大湾区各地政府，以及各银行、金融机构，或可参考美国过往的做法。

调研组发现，在美国，想要进行债权融资的企业一定都会对小企业管理局（SBA）这个部门非常熟悉。美国联邦政府直接管辖的SBA担负着连接初创企业和银行资金的重要角色。这个管理局为那些还没有足够信用和抵押的创业者提供部分担保，让银行能够更加放心的为这些高风险的初创企业贷款，欧洲和日本等地方也有类似职能的部门。

很多和SBA合作的银行都会通过7(a)和504这两个项目来提供贷款。前者是依据《小企业法》7(a)条款而得名的，主要为中小型企业提供非传统的融资渠道，而后者则是主要用于购置房地产的贷款。SBA本身不发放贷款，而是通过合作银行。这些银行会按照法定的要求和程序对企业的申请进行审核，然后结合自身的风控要求决定是否批发贷款，然后发放款后再向SBA申请贷款担保。

对于7(a)类的贷款，SBA向银行承诺为符合条件的企业承担其无力偿还部分的3/4。这个计划涵盖了从小企业的设备购买，购入库存，债务再融资，企业并购，以及一般运营资本等等非常广泛的用途。相比一般的贷款，SBA贷款的期限更长，所以需要付款的金额会比较小，也就更容易得到银行的审批。其中，运营资金的贷款最长可达10年，固定资产的贷款可达25年。

而504类的贷款则是专注于为小企业构建自身扩张或现代化所需的房地产提供固定利率的长期（10-30年）贷款。对于这类贷款，SBA本身不会直接面对小企业，而是通过200多家非营利性的认证开发公司（CDC）来进行。银行，CDC和贷款人分别负责提供项目总成本的50%，40%和10%的款额，其中CDC的项目贷款由SBA全额担保。此种贷款需要小企业提供信托抵押，银行和CDC分别享有优先和次级留置权。除此之外，贷款人需要承诺每5万美元的贷款就要创造或保留一个就业机会，这样政府就能进一步促进所在社区的经济发展和就业机会。为了防止借款投资房地产的行为，SBA还要求企业必须占有物业51%或以上的空间。如果是建造新的房产，公司则需要在建成时就占用60%的空间，并在3到10年内提升到80%。

除了贷款担保外，小企业管理局还会为企业提供相关的管理咨询服务，进出口紧急资金支持，甚至帮助这些小企业以更优惠的价格拿到政府订单。除了这些政策类的支持之外，SBA还通过设立小企业投资公司（SBIC）来直接向小企业进行风险投资。依据《小企业法》而创设的SBIC的任务之一就是“确保民间资本最大化的参与度”。这个由SBA审核、职业投资人组建的投资公司会根据风投的眼光去筛选项目。SBIC作为政府授权的投资基金可以从SBA手中拿到低成本的政府担保的贷款去投资美国的小企业。据美国《小企业法》规定，SBIC属于私人所拥有和管理的并获得SBA授权的投资基金，这些基金需要接受SBA的监管。

本质上来说，SBIC项目的意义就在于它能集中杰出的投资人然后为这些人提供优惠条件去寻找和投资有发展潜力的小企业。但是成为一家SBIC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政府会用自己的公信力为SBIC背书，所以对于SBIC的执照发放非常的谨慎。一旦得到SBA的授权，SBIC就可以利用它从私人投资者（例如银行，养老金，高净值个人等）手里募集的资金外加SBA担保的贷款进行进入市场。SBIC每募集到1美元，SBA都会提供多达2美元的贷款直到达到上限1.75亿美元。SBIC的投资人可以用这些钱自行选择美国的小企业进行投资。当它完成投资并退出后，它要偿还SBA担保的贷款并和基金的投资人分享利润。如果失败则由SBIC和SBA共同承担损失。虽然SBA借来的钱要还利息，但是通过丰富的市场经验和成熟的操作，SBA甚至还有可观的盈余。自上世纪50年代成立以来，小企业管理局对美国科技进步、经济蓬勃发展功不可没。

对于资本来说，成为SBIC的好处显而易见，美国联邦政府的担保的贷款大大降低了偿债风险，让这些基金取得债券资金的成本更低。除此之外，不需要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登记，免除沃尔克规则等宽松条件也让SBIC更容易在资本市场上筹得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资金。

虽然SBIC有完全的自主权去决定投资谁，但是它必须遵守SBA所规定的投资条件。这些条件的目的还是确保SBIC得钱可以流入那些有潜力的美国小企业手中，其中包括：1、必须投资小企业，也就是总值低于1,950万美元并且前两年的平均收入少于650万的企业或者其他SBA认定的小企业。2、只能投资在美国本土或所管辖领域的小企业。3、最多只能控制一个小企业7年，除非有SBA的特批。4、可以通过股权，债权或者股债混合的方式进行投资。5、不能投资超过49%的员工都在海外的公司。6、不能投资企业具体的项目、地产、金融中介机构。7、不能将超过10%的总资金投入给一个公司。

SBIC所遵循的“政府引导、市场为主、风险共担”的模式在经过几十年的调整和尝试后，已经成为很多美国初创企业贷款的首选。至今为止，美国的314家SBIC管理着超过3000亿美元的资产，仅2017年一年就为1,079个小企业提供了超过50亿美元的投资，如今的巨头企业像是苹果，IBM，联邦快递，特斯拉等等都曾得到过SBIC的投资。

此外，大部分的美国银行都选择了和SBA合作为小企业提供贷款或者成为SBIC的出资人，但是也有一些特立独行的银行没有选择和SBA合作。以硅谷银行为代表的新经济银行提出了另一种债权融资方案。这种新经济银行与传统银行最大的区别是它并不会因为初创企业没有重资产作为抵押或者没有SBA的担保就拒绝贷款。他们会以投资人的眼光去审查申请企业的发展前景，并决定是否发放贷款。旧经济银行较少直接涉足科创企业，一部分原因是创业公司的高风险容易导致坏账率高。一些新经济银行通过自身多年的风险控制经验让自己在这个高风险的领域辗转自如，甚至将坏账率做到比传统银行还要低。这样的成功无疑需要多年的经验以及无与伦比的专业性。

但也并不是所有的小企业都能拿到这种新经济银行的钱。就硅谷银行来说，虽然全美一半的科技和生命科学公司都是他们的客户，但是只有6%的客户是收入小于500万美元的初创企业。因为很多刚刚起步的企业风险大，也还没有找到市场和成熟的商业模式，在这些企业没有找到风险投资机构时，硅谷银行并不会为他们提供贷款。因为企业申请贷款不需要任何抵押，硅谷银行在做决定时除了独立研究公司本身的商业前景外，这些公司背后风险投资机构的评估也是重要指标。为了更加准确地了解市场，过去的几十年内，硅谷银行和湾区500多家风投机构都建立了非常好的互信关系。除此之外，硅谷银行本身也设立了10亿美元的创投基金，同时也还是硅谷349家基金的股东。和风投机构的紧密关系以及对市场动向的切身了解，是硅谷银行为创业企业贷款的主要基础和最大优势。有人曾将这种模式誉为一石三鸟，因为硅谷银行的钱为那些快速发展中急需现金的公司解了燃眉之急，而通过和风投机构的关系，硅谷银行又将坏账率降到了最低，同时和早早地和创业公司建立合作，待他们做大后硅谷银行很可能是他们资产管理的首选。

因为硅谷银行对创业环境的了解和风投机构的关系，它往往会成为科创企业贷款的首选。很多公司都会在拿到风险投资投资意向书后找到硅谷银行。这些意向书对于传统银行并没有意义，但是硅谷银行则能通过自己和风投机构的关系放心的给予相应的贷款。而在放款时，它也和传统银行有所不同。相比传统银行一次放款然后就坐收利息相比，硅谷银行在给客户明确贷款额度后，客户每次需要多少就借多少，然后只用支付借的这部分的利息。这样的条例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初创企业的利息负担。自1993年成立以来，硅谷银行的平均股本回报率（ROE, Return on Equity）一直远高于同行，在2018财年，硅谷银行的ROE更是达到了19.78%，远超同行业的11.86%平均值。

调研组认为，虽然硅谷银行、SBA、SBIC的模式在美国获得成功，经验可资借鉴，但如果也要在亚洲尤其是在粤港澳大湾区生根发芽，可能需要找出更加接地气，更能够大湾区营商文化更匹配的方案。因此，对于粤港澳大湾区来说，尤其是对于香港而言，如何参考美国的模式，设立专门为初创科技企业融资服务的机构，值得粤港澳三地相关方面深思。

调研组对此建议，粤港澳大湾区三地政府、银行和金融机构可考虑突破过往政府拨款、税费优惠等支持模式，考虑建立“平台式”的融资模式，从专业地评估科技企业带来的发展机遇和市场潜力出发，既为这些企业解决融资问题，又为区内有意投资新兴行业的资金，乃至于全球看好“中国新经济”的资金，提供高回报的投资渠道。

阻力之四，粤港澳大湾区人才的整体英语能力，或不足以支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成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成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

调研组在撰写调研报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有何挑战？》 以及这份调研报告期间，曾查找有关论文以作参考，但却意外发现有关粤港澳大湾区的英文论文极少，即使在西方媒体上，也鲜有看到粤港澳大湾区各界人士以英语为粤港澳大湾区发声。英语是第一大国际通用语言，对要发展成为国际一流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的粤港澳大湾区而言，如果忽略了英语的重要性，会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当中的原因值得探讨。

根据国际教育集团EF Education First 发布的2018年《EF全球英语能力指标》（该指标汇集全球80个非英语国家和非英语地区，超过100万名应试者的英语测试数据，统计出各国的英语水平及排名），大湾区英语水平最高的香港，仅以56.38分的分数全球排30位，比2017年下跌一位，只属中级程度，而上海英语水平连续5年超越香港，今年更以57.91分首次获评为高级。澳门英语水平则继续下跌2位至全球44位，同样处于中级水平。广东省的英语水平分数则仅有52.03分，处于低级水平，在中国内地省市的排名仅为第九，低于上海、北京、天津、福建、浙江、江苏、黑龙江和山东。

调研组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尤其是广东地区，过去依靠模仿西方国家的模式发展，已经难以复制，广东不少互联网企业、科技创新企业和制造业，犹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企业，都是通过大量改良欧美国家的理念、产品，促使自身的发展和广东的经济腾飞。但在如今的信息时代，高新技术新产品更新换代速度非常快，不管是日本企业，还是广东企业已不能像过去那样，有足够的时间将欧美国家的先进技术、产品进行模仿、改良，就算学过来等推出产品也早已经过时了，就像美国的智能手机IPHONE那样，每年换一代都未必可以完全适应市场的变化，都要面对他国智能手机的挑战和竞争。但粤港澳大湾区并不优秀的英语能力，难免令创新土壤缺乏“营养”，要发展成为全球科技创新高地难度加大。

这是因为，英语是学习高新技术的基本技能，以及推动产业全球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全球有超过80%的科学论文是以英语写作，要学习先进科学技术，了解全球创新科技最新的发展，英语能力必不可少。互联网上, 60%以上的信息都是用英语发布的，英语也成为各国观察和了解外部世界的主要工具。同时，英语水平与人均出口额、人均收入和服务经济等皆有正面的关系，尤其对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体极其重要。

调研组认为，虽然英语水平不能完全决定科技发展水平，但是，如果粤港澳大湾区整体的英语水平，尤其是广东、澳门地区主管科技工作的政府官员、研究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专家、学者，以及以创新科技作为主业的企业负责人的英语能力未有提高和改善，只能依赖翻译，那就很难紧跟全球创新科技发展的步伐，如果政策制定和科研能力相对滞后，要推动大湾区成为国际一流的湾区显然会进程缓慢。

阻力之五，粤港澳大湾区的宣传出现重内轻外、片面展示、缺乏核心价值观等的问题，或不利于粤港澳大湾区树立良好国际形象。

在重内轻外方面，与中国内地、港澳媒体对粤港澳大湾区铺天盖地的报道相比，西方媒体对粤港澳大湾区的报道却寥寥无几。调研组和众多美国的大学教授交流期间，他们绝大多数也未有听过什么是大湾区GBA（Greater Bay Area）。更有甚者，目前在广东珠海市一家企业担任董事的美国前商务部长Mickey Kantor，以及担任珠海一家企业科技顾问、创立世界上第一家分子纳米技术公司的美国发明家James R. Von Ehr II，虽然经常飞赴广东珠海，但调研组与两人交流时，他们都不约而同表示并不知道粤港澳大湾区。

在片面展示方面，纵观中国中央媒体、粤港澳三地媒体，尤其是广东媒体，在有限地对粤港澳大湾区进行的外宣中，倾向于多说成绩、为粤港澳大湾区树立实力强大的形象，这容易引发世界各国的警惕和畏惧。对世界各国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而言，中国的强大已是事实，如果中国的媒体还一再反复强调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展成为世界一流湾区、建设高水平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新平台，加快培育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这只会让他国产生更强烈的危机感，甚至群起共同在外部压制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

反而，粤港澳大湾区在海外传播中，如果尽量展现有血有肉，有优点有缺点的真实情况，同时发出世界需要粤港澳大湾区，但粤港澳大湾区更需要世界的声音，对海外才更具吸引力和说服力。同时，粤港澳三地政府若能多考虑借助身在海外的“知华派”以及知名专家学者对粤港澳大湾区从不同角度的深层次解读乃至“现身说法”，令海外舆论中的粤港澳大湾区形象更具有真实性、可信性和权威性，以此消除各国的疑虑，才能鼓励世界各国与中国在粤港澳大湾区共同发展、互相促进。

在缺乏核心价值观方面，不少民众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必将以此引进、获取它国新技术、新资源，为粤港澳三地、为中国的发展和利益服务。这种的想法和做法，曾经的世界第一大国西班牙、英国都曾有之，美国现有之。如果民众也存有这种观念，将难以走出一条有别于西方霸主的和平发展、携手共进之路，也会令原本对粤港澳大湾区、对中国有期望、渴求改变当前国际经济发展、国际科技发展秩序的国家失望，更容易令各国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动机产生质疑。

因此，粤港澳大湾区需要有心怀天下、同舟共济的胸襟，在寻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兼顾他国的共同利益，以“是大湾区人，也是地球人”的气度和包容，树立核心价值观，才能赢取世界各国的认同、信任、尊重和合作，为打造成为国际一流湾区奠定深厚基础。

对此，欧盟国家的经验或可供参考。欧盟的核心价值观可归纳为：和平、自由、民主、法治和尊重人权，欧盟各成员国通过各自官方机构的对外活动，运用“五扩散”（无意识扩散、信息扩散、程序扩散、转移扩散和公开扩散）的方式，有意识地积极在国际舞台上推行自己的价值观和展示自己的规范力量，此举不但获得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认同，令世界各国看到不同于美国的另一种价值取向，也为欧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奠定了基础。

对此，调研组建议，粤港澳大湾区的政府宣传部门、媒体、智库和大学研究机构，也应考虑在对外交流、对外合作中，通过“五扩散”发挥“规范性力量”，以此推广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价值观，尤其重要的是，应积极考虑向“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推广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成功经验。

调研组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完全可以为“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输出经验，树立发展模式。对于发达国家而言，虽然美国经济已复苏，但欧洲、日本等经济体经济欲振乏力，且在美国愈来愈倾向自扫门前雪的趋势下，亟需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提供一套推动各国经济继续发展的方向和经验。

对于“一带一路”沿线的众多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而言，自身经济结构单一，产业结构落后，对外资需求依赖甚高和国内政治纷争不断等问题错综难解，不但冲击了经济的正常运行，部分国家更浮现爆发危机的苗头。部分发展中国家如非洲多国，如何消除贫穷，提高工业化程度，以及保证自主可持续发展，也需要向中国学习发展经验和文化。

调研组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各个城市的经济发展经验，大可为上述国家尤其是“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借鉴。且不论早已高度发达的港澳地区，就算是广东省内的各城市，如深圳短短三、四十年时间由小渔村发展成为国际大都会、世界创新中心的经验和文化，就非常值得希望在创新领域耕耘的“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城市借鉴。而深圳的创新、创意文化，深圳的高端制造业文化，深圳的互联网、高科技企业快速发展的文化出现的原因及经验，如何吸引众多高学历有雄心甚至全世界的年轻人的经验和模式，也很应当推广到“一带一路”各个城市。

除了“深圳模式”之外，“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城市在引进外资方面还可以参考的范本如“南海模式”（民间资本），“东莞模式”（加工贸易），“佛山模式”（制造业名城）等等，可以说总有一个经济发展模式值得“一带一路”相关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借鉴。

阻力之六，粤港澳大湾区对“一带一路”的研究力量相对薄弱，三地企业“走出去”意愿相对不高，须有新思维、新动作才能将大湾区打造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区。

虽然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经验值得不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借鉴，但是，在“一带一路”研究领域，相比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的大学、智库一直缺乏研究“一带一路”的专业研究机构。而且，在很多“大湾区人”的眼中，“一带一路”研究的门槛不高，调研组在调研过程中最深的感受之一，是粤港澳大湾区几乎每个领域的专家、学者，都乐于在自己的领域中谈论“一带一路”，却难免相当分散和流于表面，未能涉及核心。部分人的言论和观点，未能完全能够结合粤港澳大湾区的实际。

然而，“一带一路”的研究门槛并不低，“一带一路”是地缘经济、地缘政治、国际关系、军事、外交、经济、贸易、金融、文化、传播和产业等的结合体，如在研究上“单打独斗”，未能聚集各领域专家一同攻关，则较难切入重心，得出可“落地”的实质成果。而且，研究“一带一路”也不宜闭门造车，只有频繁地登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航班，不停地走在中国内地各省区市的道路上，才能找到思路，而有了思路，才有丝路。

粤港澳大湾区目前缺乏的，正是这种“一带一路人”，如果大湾区对“一带一路”研究力量缺乏的局面一直未有改善，又如何能为把大湾区打造成为“一带一路”重要支撑区提供理论支撑呢？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粤港澳三地要深化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共同开拓国际市场，带动大湾区产品、设备等“走出去”。调研组认为，要推动大量粤港澳大湾区的企业“走出去”，投资“一带一路”相关国家也并不容易。和单纯到海外投资不同，“一带一路”建设的目标并非仅仅推动企业到海外投资，获取商业效益，而是不仅要“走出去”，还要“走进去”、“走上去”，推动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民心相通”，进而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这对港澳企业，以及珠三角的私人企业而言，由于它们的身份并非央企、也非国企，且不少还是上市公司，他们只对股东负责，追求的是利益，纵使三地政府晓之以情、动之以理，但能否调动这些企业们的积极性，前往“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投资，相信大家不难得出结论。

更何况，部分大湾区的企业们纵使响应三地政府的号召，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前往相关国家投资，遭遇的挑战和困难不会比留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少。从经济发展史上看，国际资金、产业有“雁行分工”的传导机制，即当欧美国家生产成本过高时日本接上，日本成本过高时亚洲四小龙接上，亚洲四小龙成本过高时中国接上。如今，随着中国生产成本的提高，产业和资金开始从中国转往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对于国际资金和投资企业而言，这是一个在商言商和全球产业布局的选择，并不会影响其产品的量与质，也不会削弱其市场集中度。那么难以承受中国投资成本渐高的产业选择转去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将促使国家成为新的“世界工厂”。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南亚、东南亚而言，都是全球产业链的再分工。

如果原本在粤港澳三地设厂的企业们，如也尾随自己欧、美、日的老客户们和合作伙伴们，来到这些“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尤其是南亚和东南亚国家投资，将与老客户和合作伙伴们在原材料、人力资源等各方面形成直接竞争。一旦出现这种竞争，粤港澳三地企业原本来自欧美国家订单可能也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有多少大湾区企业愿意跳入“红海”？粤港澳三地政府又有多大的雄心和能力来协助前往“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投资的企业抢夺市场？

如果粤港澳三地企业缩手缩脚或遭遇困难的话，那么，如何加强共建“一带一路”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对接，把大湾区打造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区，如何把大湾区发展成为中国企业进入“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前沿平台？这也值得中国国务院各部委和粤港澳三地政府需要深思。

而且，调研组认为，要把香港打造成为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投融资平台，也需要有新思维和新措施。香港作为全球最主要的上市及集资市场之一，在企业融资领域，“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已逾五年，却极少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优质企业赴港上市，本地也未有一家以“一带一路”业务作为重要业务的企业上市。企业要上市都需要有个“好听”的故事，但无论是外资还是港资投行，似乎并不愿意相信以“一带一路”作为故事可成功吸引投资者，尤其是欧美投资者，导致至今仍无有以“一带一路”为重要业务的企业在港交所上市。出现这种原因，是香港的金融业界不懂讲述“一带一路”故事，还是不愿讲述“一带一路”故事？这需要香港有关方面深思。

最后，调研组虽然指出了粤港澳大湾区在建设过程中将要面对的六大阻力，但是，无论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还是全球科技的进步，无不是在不断克服越来越大的阻力，实现越来越有价值的目标中完成的。因此，粤港澳大湾区要创新发展，出现阻力是必然的，越大的改革阻力必然越大，在这个过程中，阻力反而会催生倍增的动力，所以，调研组相信随着各种具体政策措施的发布，中国中央政府和粤港澳三地政府未来有能力对各种阻力逐个击破，粤港澳大湾区长远的发展将更加美好。

（作者介绍：梁海明系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洪为民系丝路智谷研究院学术委员、香港特区全国人大代表；冯达旋系丝路智谷研究院首席顾问、美国德州大学达拉斯分校原副校长；吕昊系丝路智谷研究院研究员；王俊乔系旧金山湾区发展研究院院长。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责任编辑邮箱：Tao.feng@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