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P达成不是“狼来了”

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建立后，关税下降对中国商品和服务出口竞争力边际影响有限，但积极加入TPP协议谈判，将有利于中国政府推动国有企业改革，降低国际贸易进入门槛，营造更加公正、透明和法制化的国内贸易环境。

TPP达成不是“狼来了”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国内一片恐慌，担心中国制造业对外资企业的全面开放将直接击溃中国制造业，中国经济将被外国资本所掌控。时至今天，该论断早已成为杞人忧天的笑谈。中国制造不仅没有成为“羔下羊”，相反，中国制造遍布世界。即使今天国人不远万里去欧洲购物，包装盒的背后仍然是闪亮的“中国制造”。但最近，TPP协议谈判完成，国内不少悲观论断害怕中国经济被排挤在世界经济贸易体系之外，那么TPP对中国到底有几分威胁？

（图1：TPP国家的关税率。Source: World Bank）

TPP协议达成对中国的最直接影响是区域内各国关税税率下降，贸易竞争国出口商品价格降低，对中国出口形成替代，即贸易转移效应。但近一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就贸易自由化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关税税率不断下降，世界贸易已然进入低关税时代，在经历了几轮大范围的关税减免后，当前，发达国家的关税税率已经极低，再加上各国和各区域之间复杂的自由贸易协定，特定国家之间的关税税率已经为零。如“美加墨自由贸易协定”中三个国家大部分商品和服务相互间关税为零。TPP12个国家中，中国主要的出口国美国、日本的平均税率仅为3.4%和4.9%，即使取消大部分关税，中国对美国和日本出口商品受到的竞争国价格冲击效应有效。

以北美自由贸易区为例，该自由贸易区在1994年正式生效，协议取消了美加墨三国之间大部分商品和服务的关税，在劳工标准、环境保护诸多领域做出的规定是此次TPP协议谈判的基石，该协议可以很好的模拟TPP签订对中国的直接影响。

中国与墨西哥人口数量众多，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94年墨西哥人均GDP为5690美元，中国人均GDP为476美元，墨西哥制造虽然对中国出口拥有从关税到地理上的巨大优势，但劳动力成本上的差异，中国制造仍然体现出极强的竞争力。2003年，美国从华进口额超过墨西哥，到2014年，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第一大进口国，进口额是墨西哥的1.5倍。

（图2：美国进口额。Source: UNCOMTRADE）

TPP第二个直接影响是，区域内国家市场整合度提高带来的区域内分工的重新整合，从而对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定位构成挑战。国际分工按照各国的比较优势进行，中国拥有庞大的加工贸易，在世界贸易体系中，主要扮演装配工的角色。但近年来，一般贸易增长更为迅速，加工贸易占比越来越小，这也说明，劳动成本上升带来的影响已经体现在中国的贸易结构之中。

根据波士顿咨询的《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报告》，2004年，墨西哥的制造成本较中国更高，但到了2014年，由于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墨西哥制造成本已经明显低于中国，TPP协议对中国制造业的边际成本影响十分有限，而中国国内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才是中国出口竞争力需要真正面对的挑战。面对全球竞争的新形势，中国只能不断提升劳动生产率，沿着全球价值链的上游继续前行。

（图3：2004年制造业成本比较。Source: BCG）

（图4：2014年制造业成本比较。Source: BCG）

TPP的“机会成本”

不加入TPP的直接损失很有限，但是“机会成本”却不小。2001年，中国加入WTO，给中国带来了两方面重要的变化——出口产品关税的下降以及中国贸易规则的国际化。关税调整作为价格调整是一次性的，很难解释中国出口持续的高速增长，而贸易规则的国际化为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起到了全局性的带动作用。中国在市场准入，政府透明度和法制化方面做出的努力，为中国经济装上了现代引擎。外资投资环境迅速改善，FDI大幅流入，虽然这也带来了诸如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问题，因为国外企业可以引用WTO争端解决机制来处理纠纷，而国内企业则必须求助于低效率的司法系统，但是改革促成的市场经济体系的深化却是有目共睹。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TPP吸收了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其他发达国家近年来在建设自由贸易区上的探索经验，试图在WTO的基础之上创建一个更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协议，为世界贸易制定新的蓝图。协议不仅包含WTO的传统议题，如取消关税，消除非贸易壁垒如技术壁垒，同时展开了一些全新的探索包括促进中小企业进入国际贸易以及为国有企业设立标准等。

关于国有企业，协议强调了开放和透明度原则，即政府应该保障外资企业和私人企业享有和国有企业同等的国民待遇，在政府采购、金融和财政补贴上采取措施保证更加公平的市场准入和竞争环境。中国国有企业在能源、电信和金融业上的广泛垄断，不仅造成了行业的低效率，这些基础设施领域的低效率又进一步拖累了实体经济的经济效率，从而拉低了整体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同时，地方政府管理着数量庞大的地方国企，为维护本地国企的利益，地方政府采取各种措施阻碍其他地区企业进入本地市场，从而导致了广泛的市场分割。大量存在的僵尸企业不仅是产能过剩的罪魁祸首，同时也是寻求市场保护的主力军。

以克鲁格曼（Krugman）为代表的贸易经济学家通过广泛的跨国研究表明，开放市场将导致异质性企业之间进行广泛的市场竞争，提高本地企业的效率，同时消费者也将从多样化消费中获利。市场分割导致企业家无法按照比较优势在一国内配置资源，保护了低效率，这也损害了消费者的福利。 TPP协议提供了清晰的改革路径，取消国有企业的超国民待遇，消除各个主体无论是私营企业还是外资企业行业准入的障碍，从而打破垄断和市场分割，提高整体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这也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定下的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总基调。

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它们是国际贸易参与的主力军，美国97%的贸易企业为中小企业，雇佣超过一半的非农业人口，但其贸易额仅占美国贸易额的30%。协议提出要推动中小企业更大程度的参与国际贸易，带动中小企业的发展。以Melitz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贸易自由化后，只有那些生产效率较高的大厂商才能克服信息障碍和贸易成本，进入到国外市场，参与到国际贸易。降低贸易成本则可以降低进入国际贸易的门槛，从而推动更多中小企业进入国际贸易，参与国际分工。正如阿里巴巴在中国这样市场体系仍然不够健全的国家发挥的作用，通过一个统一的网络平台，有效的诚信机制，便捷的支付系统和良好的消费者保障体系，阿里巴巴和淘宝网大幅降低了国内中小企业的贸易成本，促进了中小企业在中国的发展。

山雨欲来风满楼，面对艰难转型的中国经济，我们不必过于悲观。15年前，当我们说没加入世贸组织的中国是世贸组织的遗憾时，中国GDP只占全球3.6%，进口贸易额占世界贸易的6.3%。今天，中国GDP已经占到全球经济的13.3%，贸易总量世界第一，我们没有理由相信TPP的存在会对中国的发展构成巨大的威胁。相反，用参与和建设的心态看待TPP，思考TPP对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和世界贸易体系建设带来的积极意义，才是TPP可以带给中国最大的启示。

（作者介绍：李伟教授是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案例中心与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他曾在杜克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获得终身教职。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责任编辑邮箱：tao.feng@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