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党的组织工作从延安走向全国

　　“大量的发展党员”

　　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在全民一致抗日的呼声中，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斗争、解决民族矛盾的历史重担，落在了中国共产党的肩上。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由陈云接替博古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此后，陈云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党的组织工作上，长达7年之久。

　　当时，全国的党员人数只有4万多，党的组织和党员数量同抗战形势的发展和党担负的重要责任明显不相适应。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担负着“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彻底抗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神圣的任务，强大的党的组织是必要的。”另一方面，“目前党的组织力量，还远落后在党的政治影响之后”，全国的绝大多数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甚至许多重要的地区，尚无党组织，或非常狭小。”对此，陈云明确指出：“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

　　1938年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大量的发展党员”。3月，陈云主持起草了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决议将发展党员作为抗战初期党中央的一项重大决策下发。为贯彻中共中央决议精神，中央组织部把指导各地党组织恢复和发展的工作放在突出位置，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开展工作，抓住各种有利的条件，积极宣传党的政策主张，扩大党组织的影响力，加强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加强同各界的广泛接触，尽可能吸纳优秀分子进入党内，破除发展党员“关门主义”的壁垒，“大胆向着积极的工人、雇农、城市中与乡村中革命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坚决勇敢的下级官兵开门，把发展党的注意力放在吸收抗战中新的积极分子与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上。”从1937年到1938年，全国的中共党员人数就从4万多增加到50多万，许多原来没有党组织的地区建立起党组织和领导机构。

　　让党支部成为联系群众的核心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党员队伍不断壮大，但由于党员发展数量多、速度快，党员较新，再加上经常的战略转移使得组织易于流动等原因，出现了党员素质下降等一些新问题。陈云及时向党中央提出要放慢发展速度，边巩固边发展，党员质量重于党员数量的建议。同时，随着全面抗战形势的发展，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摩擦，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敌后抗日根据地承担了抗战的大部分责任，如何巩固党的组织，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问题。

　　1939年8月25日，陈云领导起草了《关于巩固党的决定》，9月，他又针对党组织巩固问题，撰写了《巩固党和加强群众工作》。他反复强调：群众工作的好坏，是测量党组织的巩固程度的标准之一。我们要建立的是密切联系群众的党，必须到群众中去发展，也必须到群众中去巩固，要教育我们的党员，关心群众生活，解决群众切身问题，各级党的支部应该把解决群众切身问题、开展群众运动列入议事日程，经常抓。只有党的支部真正成为联系群众的核心的时候，我们党才是一个巩固的党。一切脱离群众的党支部，都是最不巩固的党支部。

　　围绕巩固党的组织工作，陈云制定出一系列发展和巩固党组织的方法和方针。在陕甘宁边区，要在经济建设中和巩固政权中发展和巩固党组织；在各个敌后根据地，要在建设军队、壮大人民武装和建立政权中发展和巩固党组织。而在大后方，即国民党统治区，巩固党组织的工作尤为困难。为了进一步巩固党组织，避免国民党突然袭击，陈云在总结过去白区党工作经验的基础上，针对大后方党组织的特点，制定了“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基本方针。强调要转变工作方式，在隐蔽中巩固党组织，使之成为既短小精干又能适应环境的组织。

　　党的组织工作由延安转到全国

　　1938年9月，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此后，中央组织部的工作重点逐渐从面向延安一地转为面向全国。

　　1939年4月，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会上，陈云对抗战以来中组部的工作进行了全面总结，毛泽东充分肯定了成绩，并对今后的工作提出要求：“过去组织部工作主要是放在延安，现在各部工作都积累全国性的经验，其方法是找人来，派人去。”会后，陈云按照“找人来，派人去”的方法，从了解华北的情况着手，一方面向各地派出巡视团巡视工作，另一方面请各省组织报告团到中央来报告工作，使之逐步发展到全国。

　　在陈云的指导下，党把组织建设延伸到战区和前线，党组织的辐射面开始由延安向周边发展，通过各种游击战争的作战方法来打击日本帝国主义，通过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方式来扩大革命力量，建立了一套适合当时实际情况的组织体系。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党终于完成了从面向延安到面向全国党组织的转变。

　　1945年4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经过八年抗战，党的组织从中央到地方，都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党员数量实现了4万到121万的飞跃，党成为中国人民夺取抗战最后胜利、解放中国的坚强领导核心，党的建设成为在抗日战争复杂环境下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

　　（摘编自《党史文汇》2016年第3期 杜娟/文）